在我下定决心切断联系之后，母亲依然时不时地出现在我的生活里。
左右无非是想让我继续帮他们。
我狠心地搬了家，恰好此时，我研究所的聘任书下达，我有了单位宿舍作为新的安身之所。
母亲再也无法进入我的生活，而家中的两个男人——一个卧病在床，一个游手好闲——只留母亲一人如同被奴役的牛马，瘦弱不堪，却仍被无尽地榨取。
终于，母亲也倒下了。
在一次夜以继日的劳作中，她不慎撞到了机器，受了工伤。
虽然伤势不算严重，但对方支付了一笔赔偿后便将她辞退。
失去工作的母亲终于感受到了无法承受之重。
于是，她跪在了我研究所的门口，声泪俱下地哀求我：“生生，你爸爸在医院命悬一线，妈妈也快撑不住了，你能否看在亲情的份上，帮帮家里？”
“妈妈求求你了，妈给你磕头，好不好？”
而在她声泪俱下的同时，不远处的摄像机正偷偷记录下这一切。
他们以为我会因为舆论的压力而妥协，然而他们错了。
即使面对铺天盖地的指责和网暴，我依旧坚韧地生活着。
网暴算什么？
我前二十年过的人生比这些网暴比起来什么也不是。
研究所看重我的才华和品质，并未因此将我辞退。
而网上的那些声音，对我而言不过是过眼云烟。
骚扰电话？
我不开机便是。
恶言相向？
我不上网便听不到。
父母见这一招无效，终于亮出了最后的底牌——他们将我告上了法庭。
既然舆论不能为我家庭带来利益，那他们便想用法律来威胁我，试图强迫我回到那个无尽的深渊，继续被他们吸血，继续让他们做寄生虫。
